不知何年何地与何时,蜂蜜蛋糕

阿宁说,她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甜点,是一块蜂蜜蛋糕。

他出生在一个偏远贫穷的山村里,家里父亲是与黄豆结下不解之缘的豆腐官,在那个年代,孩子即便有读书的想法,也早早的打消在娘胎里了,何况是生长在穷乡僻壤,想读书上学更是难上加难。但他的父亲却从他出生开始就念叨着:可要让我的娃好好读书,可要让他有出息。他是听着这话长大的,于是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的父亲便拿出几乎所有的积蓄,把他送到县城里读书,他知道,自己只有使劲儿的学,才能不辜负父亲,不白白浪费了父亲的血汗钱。

寿桥,是一个没有人来,却有人出去的地方。

尽管养成了一副大气天真的富家小姐样,阿宁家境却并不富裕。中东部某个以贫穷而闻名的小县城,那里是阿宁的故乡。

好景不长这事儿大概是没有什么例外吧,他挺不住了。县城里的孩子笑他穿的破,笑他满身的豆腐味儿,他的父亲知道这些之后一个劲儿的往老师家里送豆腐,天天赶路,在清晨把热豆腐准时的送到老师家,老师也很难为情,可是他终究是止不住调皮的学生的口。他辍学了,被他的父亲狠狠的打了一顿,她的母亲边拦边哭的撕心裂肺,不小心把豆腐碰掉了,摔在地上,碎了,和他父亲的心一样,摔的稀碎。

我站在山坡顶上,小镇一览无遗。这里没有车站,乡村客运常年停在同一个街角。过往车辆从不停留。经过这里,前往那里。那里有什么,是另一个没有人来,却有人出去的地方。

阿宁爸爸矮小而寡言,但有一手做豆腐的好手艺,卖的豆腐豆浆冻豆腐,在十里八乡都出了名。母亲姿容秀丽,没事就搬个小椅子坐在门口嗑瓜子卖豆腐,是远近有名的“豆腐西施”。两口子一搭一档,靠着这一手做豆腐的手艺,日子过得算是不好不坏,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能小康自足。

他开始和父亲学手艺,做豆腐,他父亲认真的教,他认真的学,但他父亲总是边教边叹气,时常喃喃自语:上学多好啊,多有出息……他听得出父亲喃喃自语里的难过,他也时常蒙在被子里独自落泪,他知道,他伤了父亲的心。

山坡上有一座寺庙,庙里有个光着头的守庙人。寺庙年久,香客大多是上了年岁的阿婆,珊珊而行的攀登山石小路,遇见认识熟悉的人,结伴拉拉家常。

可是,做豆腐累啊,是真累。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生了一场大病,舍不得去县城的医院花钱看病,最终因病去世,去世前,他父亲告诉他:安心做豆腐吧。出殡前,母亲看着父亲的棺材,连泪都流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说,他站在母亲身后,心中说不出的酸楚。

寺庙平日大门紧闭,守庙人闲来无事。拿着烟杆,佝偻着身子下山,往正街方向走两百米到小茶馆坐别人旁边看打牌,不言不语。茶馆老板与他相熟,给他端来茶水,说:“今天怎晚了半小时,这么久没来,瘸老二补上了你的空位。”

自古说有三桩苦差事:打铁、撑船、磨豆腐。磨豆腐是头一项。

他把手艺学成了,甚至比父亲做的更出色。每天一两点钟摸着黑起来,跑到仓库取出选好的豆子,拉磨,过滤,点豆腐,压豆腐成型,每一步做的都仔细认真。豆腐做好了,天也大亮了。他便把豆腐装上毛驴车上,去村里吆喝。每个吃了他做的豆腐的人都夸豆腐好吃,说是多亏他父亲教的好,他听到这些就笑笑,说着:好吃就常买,放心,谁涨价我也不涨价,大家都当是句玩笑话,哪有做赔本买卖的,但他真没涨价,别人家一斤二两豆子一块豆腐,他却稳稳的卖一斤一块,别人家一块豆腐涨五毛钱,他还是一分不长,同行恨的牙痒痒,村里人都笑他傻,不懂做生意,他却像听不见似的,他知道,他在遵守着自己理解的父亲的嘱托,父亲做豆腐的信誉,不能从自己手里丢了。

守庙人接过用搪瓷杯盛满的茶水,递到嘴边吹气,呼噜一口,热水瓶里烧开的热水,烫得很。放到一边的凳子上,说:“睡过头了。老歪他孙女和几个别家的孩子到庙子坡玩,吵闹得很。”直到骂了几句,才得以消停。

早上两三点钟,正是最暗、最黑、睡得最熟的时候,阿宁的父母就得起床开始磨豆腐。把前晚泡好的豆子放进石磨里磨成浆,再制卤水,打豆腐,到六七点钟才能做好。做好后,父亲就把豆腐和豆浆放进挑子里,走街串巷地叫卖。母亲则搬开小店的木门,开始一天的生意。

这样一做就是二十年,一转眼,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这二十年里,他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儿,比如村头王大嫂和邻居打起来掀翻了他的豆腐车,再比如早上出门时还是晴天但没走几步就下了雨淋了豆腐,还有几个调皮的小孩趁他不注意把每块豆腐都挖去了一块以至于他一车豆腐只卖出去了一块等等等等,这些事儿,换了旁人,早就气的抓狂了,但他没有,他无论经历什么事儿都显得平静,打翻了豆腐,他笑笑,不去据理力争索要赔偿,雨淋了豆腐,也不沮丧,等到晴天就再做一批,孩子调皮,他就把有缺口的都拿回家不卖给村里人。他虽然才四十多岁,但远远瞧去,他像是一个弯了腰的小老头,头发也白了一大半,村里人都说他实在,但村里的姑娘都说他傻,没人愿意跟他,打光棍一直到四十多岁,他不愿谈婚论嫁,就想专心的做豆腐给村里人吃,他已经把做豆腐当作自己的命,活着,就已经很满足了。

茶馆老板接着问道:“那今儿是不打了?”

“这样的日子真是苦啊!”母亲总是喃喃地抱怨,“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哟!”

意外总是来得过分突然。

守庙人摇头,从上衣荷包里掏出草烟,再摸摸另一个兜,没有想要的东西,问老板:“有火柴吗?”

不过母亲的抱怨并没有持续太久。贫贱夫妻百事哀,日子过得窘迫劳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燃起大火。虽说夫妻没有隔夜仇,但也架不住天天吵天天打。不久后,母亲决定随着同乡姐妹出去打工,从此与阿宁的父亲就再没联系。

他在去县城给母亲买药的时候,被一辆摩托车撞了,压坏了双手,那天他哭的昏天黑地的,他说:完了,完了。

“火柴没了,打火机用吗?”

想来父亲也是早有预感,在母亲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原本就沉默寡言的父亲越发沉默。没了豆腐西施,小门店自然不能再开。父亲就把前院赁给卖馄饨的老客,带着阿宁搬到后院的小屋。

村里人开始念叨:他怎么不来了?

守庙人点头。

母亲走了,父亲一个人得撑起一个家。只是,光靠着父亲起早贪黑走街串巷挣的那点钱,这个家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了下来。

他再也没做过豆腐,不如说他失去了做豆腐的能力,又不如说他丢了做豆腐的信心。他每天都尽全力去照顾好母亲,过了一个月,母亲也因疾病缠身,在半夜,静悄悄的去了。

回去的时候,他去了一家副食店。买了盐和火柴。

那时阿宁还小,懵懵懂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家里的餐桌上肉少了,菜也不再新鲜,甚至自己也再没穿过好看的新裙子,但母亲的出走对她最大的影响不过是少了一个人的打骂,日子反而过得舒坦。

黑夜冷风吹透小山丘,他站在冰凉的土地上,面无表情,双手垂在两旁,安安静静。他望着底下的小山村,又闭上了眼,两行眼泪滑出来。然后身体往前一倾,拥抱了这个村,也算是拥抱了自己。

副食店老板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命苦,前前后后嫁了三个男人,生过三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吃葡萄被噎死。第二个也是个儿子,就念着他平平安安长大就好,如今上幼儿园了。第三个终于盼来了女儿,年后便带着女儿,跟着现在的男人去沿海城市打工。

贫穷对于阿宁来说,还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也许知道,却并没有切肤之痛。阿宁还是每天早上穿着整齐干净的校服去上学,顶多要把母亲的活计揽下来,早早起床烧火做饭。日子虽然清苦些,阿宁却依旧觉得愉快。

二女儿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帮着家里打理副食店和照顾姐姐留下来的孩子。光阴似箭,两年一晃而过。

可贫穷是一根刺,总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時候轻易戳破你的幸福幻想。而戳破阿宁的那根刺,是一块蛋糕。

今天周末,老板娘把睡着的外孙轻放在床上。听着外面二女儿不耐烦的吼声:“妈,有人剪头发。”副食店还兼职剪头发,一般是些老顾客,剪的样式简单,短和齐,五分钟左右一个人。现在的这个顾客是个小男孩,更是方便,三分钟便能推平。

县城太小,芝麻大的事都算大,更别说突然开了一家西饼屋这样的大事。现在回想起来,那家西饼屋里卖的东西可真是够粗糙,味道也不够好,甜得齁死人。但在那个年代,西饼屋真是个新奇洋气的地方,开业之初,全县人都跑去进行参观。

小男孩的头发剪完,老板娘用海绵团揩拭他脖颈上残留的发屑。和他一起的奶奶问老板娘:“正秀,多少钱啊。”

小小的阿宁夹杂在人群中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有明亮的大玻璃窗,蛋糕一个个小巧精致,被精心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店里的空气也弥漫着诱人的甜,好像让人跌进了爱丽丝最美的梦境。可是这样的梦境却是阿宁承担不起的奢望,最便宜的一块蜂蜜蛋糕也要一块五角钱,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却约合于阿宁家一天的伙食费。可让阿宁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贫穷的,就是从这一块五角钱一块的蜂蜜蛋糕开始。

老板娘笑着说:“二婶,五元。”脸上的皱纹牵动了斑纹,一上一下。

同桌箍着牙的丫头片子吃过了,咂巴着嘴感慨“真好吃啊”,偏还要故作矜持地问阿宁:“哎,你说是吧?”

接过钱,随手塞进围裙前面的兜里,口上还说:“二婶,您慢走。”

邻居家拖着鼻涕的小胖子吃过了,手里拿着半块蛋糕,远远地瞧见阿宁就跑:“我妈说了你家穷,你买不起,你会抢我的!”

说完就向坐在零食摊前一直玩手机的二女儿看去,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向里屋厨房去。下午五点了,该准备晚饭了。

就连街角掉了牙的老寡妇也吃过了,拉着阿宁的手:“唉,可怜妮儿啊,你没吃过吧?回头叫你爸给你买去!”转过头却对着街坊窃窃:“要说这没了娘的娃儿啊……”

吃完晚饭,二女儿带着侄子跟隔壁的嫂子一起出去散步。路过一家蛋糕店,蛋糕店老板娘在小镇正街岔路口的一块空地里跳广场舞。跳广场舞的阿姨阿婆细细数来有十几个。

阿宁不知道这块蛋糕究竟有多好吃,阿宁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买不起,可这块蛋糕却像是一丛根系茂密的野草,在阿宁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每星期学两个新舞,今天是学新舞的日子。蛋糕店老板娘跟着节奏慢慢熟悉舞步,却不知是谁在叫:“周群,有人要做做蛋糕。”蛋糕店老板娘只得无奈停下,回自己的蛋糕店。

日子久了,西饼店不再是镇上人议论的焦点,可阿宁依然念念不忘。她时不时跑到蛋糕店明亮的橱窗前看看自己心爱的蛋糕,蛋糕店的那个大玻璃柜子,大概就是阿宁心中的蒂芙尼。看到蛋糕,阿宁心里仿佛燃了一把火,烧得心底干渴。终于,阿宁忍不住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偷一块蛋糕!

要蛋糕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蛋糕店老板娘询问了小姑娘需要多大。十六寸,加上裱花,二十分钟就做成。包装好,交给等待的小姑娘:“小妹,这是你的蛋糕。”

这个计划讲起来粗暴又刺激,趁着店里伙计进货忙不过来的当口,阿宁不知哪里来的胆子,抓起一块蛋糕就跑。县城太小,被人找上是迟早的事,阿宁不敢回家,就惶惶然躲在县城边上的小河边吃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块蛋糕。

蛋糕做好,耽误了二十几分钟。老板娘赶紧回到队伍,补回刚刚落下的程度。

“真难吃呀,”阿宁说,“我吃一口,就骂自己一句。没妈的孩子,没人养的孩子,穷妮子,贼娃子,这都是人家从背后说我的啊,我都知道,可那天却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坐实了。想想这些,我就噎得慌,真噎得慌。”

从山坡上下来。我回忆着想象着小镇是否还是以前的模样,守庙人会在午睡之后下山打牌,副食店老板娘的大女儿第一个儿子还没被葡萄噎着,蛋糕店老板娘还没从外地回来,广场舞最开始的兴起是由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母亲带头。现在,那个二十来岁的母亲,离了婚,去了县城。

吃完蛋糕,阿宁一个人在河边坐了很久,越想越觉得慌,直恨不得把自个儿淹死在面前的河里算完。

我,明天将离开这里,不知下次归期是何时。

终究阿宁没来得及做傻事。天黑的时候,父亲在小河边找到了蜷成一团的阿宁。父亲眼中布满血丝,不由分说,随手抄起一根树枝子就打。十几年来都没舍得动自己女儿一根手指的父亲在那天动了真气。

“哎呀,那打得真狠,后来我身上的伤都肿了半寸高。”阿宁说,“可那时候我也倔,打成那样也半点儿没喊,就咬着牙跟他犟,心里一股子怨气。”

树枝子打断了,父女俩就大眼对小眼地瞪。父亲突然转身就走,阿宁犹豫了半晌,还是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回到家,来找父亲算账的人都已经离开,只剩下几个看过热闹的邻居偷偷用眼角窥着这对父女,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转开。

父亲没再说什么:“先吃饭。”说完就自己进了房。

阿宁不敢吭声,悄没声地摸到厨房,想着寻摸个馍馍能充饥。可打开罩笼阿宁发现,罩笼下,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块蜂蜜蛋糕。

“你知道吗,那一刻我真是恨透了自己,”至今阿宁还是无法释然,“可那块蛋糕,也真是甜到了心里。”

但我想,那大概就是一个父亲所能给予的,最大的宽容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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